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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刘子| 文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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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逆空心化”

近期回了一次老家。跟以往年头不同，发现不少村民都呆在家，一早一晚聚在村口聊天，还挺热闹。好似困扰乡村多年的空心化开始好转。

当然不是。

分析下来，原因大致分几方面：

一面是经过多年发展，本土县乡级工业园区，对青壮年的吸附力在提升。对比传统外出打工，青壮年宁愿选择在家乡就业。因为，全国范围内统一劳动力市场已基本形成，同样普工，在沿海打工跟在家乡就业，收入其实差不多。因此，许多青壮年选择返乡就业。

二是，人口老龄化问题。大量60后，年满55岁以上，几乎很难找到正规企业的稳定工作。以往，他们还可以耗在温州、福建等沿海地区（多在这些地方打工十多年以上），但随着沿海就业形势的同步恶化，大量中老年人不得不返乡。

三是，近年整体就业形势问题。“稳定就业”日益压缩，大量劳动力从“稳定就业”转向“灵活就业”，而“灵活就业”转向打零工，打零工则活计越来越不好找。一层层卷下来，退回来，在家窝着的人，越来越多……

挨家挨户细究起来，更发现不少问题。研究一个村庄，或足以管中窥豹。

速描

家乡小村，属于我经常说的“80%的大多数”——地处江西省中西部，不是山区，但离城市也不近因而远离城市化，缺乏资源和禀赋，人均土地1亩多，不穷也不富，日子不至于过不下去（不会自然淘汰），但也看不到什么希望。

村庄有36户人家，人口数为160多，历数下来，大概可以分以下几类：

第一种，城市化人口，标准是进城买房落户。

算上我家在内，有7户，占比19%。除我之外，一位80后同龄人A在外打工，跟对老板，在广东惠州买房安家；一位70后末期的族亲B，通过读书-教书-考军校-分配工作，落户广州；一位同龄人C，在杭州开饭馆，后来参与炒币赚到钱，安家杭州。

其余三户，都在附近县城。其中一户人家D，男主人原本在外做装修小包工头，由于工作环境因素，长年累月下，患上血液病，情况很麻烦，全家陷入困境，将来可能要退回乡村。

除我们7户人家外，还有3户在90年代陆续搬到县城，因为缺乏专业技能、生病或后人不争气（如赌博、在县城做小混混之类），都城市化失败，举家搬回老家，因此不列入此类。

第二类，有能（希）力（望）城市化的家庭。

这类人家，这些年日子过得还算不错，属于“乡村中产”，再努努力，有希望跃升进城（县城）。有两户，占比5.5%。

其中一户是我堂兄，近年跑长途客运。他买了辆二手小轿车和面包车，在微信群接单，专跑老家到广州、深圳、东莞一带，跑一趟可赚上千元，平均算下来，月入七八千不是问题。

另一户人家是我邻居E，一位同龄人，在温州打工多年，在一家鞋厂从打工人做到管理层，进入当地圈层。有进城实力，但宁愿选择在家建一栋四层的小楼房，小日子过得不错，不思城市化。

第三类，既看不到什么希望，日子又勉强过得下去。混日子。

这类人家占绝大多数。本地县城房价7000左右（新城区更是破万），一套房动辄七八十万上百万。且农民一般没有社保、银行信用（甚至工资条都没有），也没有抵押物，贷不到款，所以要买房只能全款。这些人家，大致进城无望。

所以不是农民不想城市化，而是此前还没有城市化的大多数中国农民，依然缺乏主动城市化的能力——这里讲的城市化，应当以买房、社保、安家落户为标准，而非仅仅在城市打工、“常住人口”，将来退回乡村——你去问问农民、市民，进城打个工谋个生，就算城市化了？因此宽口径的城市化率，现实指导意义并没有那么强。

可想而知，中国的城市化，同步中国经济降速，必然也会同步降速，后面每提升一个点，困难程度都将超过以往。

因此，大量人口还将留在乡村，乡村必然长期、客观存在，乡村振兴亦势在必行。

｜“拿个手机一躺”，乡下孩子课余的常态。

第四类，生活困难群体。

这类人家，只有2户了。一户是前面所述的包工头D，因为患病，处境堪忧。城市生活压力大，他们家可能会退回乡村。

另一户是前面提到的，90年代进城的村民F。这户人家孤儿寡母，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和背景，在城市生活困难。两个儿子又走上歪路，大儿子偷窃小儿子做小混混还染上毒瘾，城市无法安身，继而退回老家。好在故乡房子还在，村民们也很包容。

后来，这户人家的大儿子在温州打工，醉酒后与人打架，被打破头浑然不知，半夜死在这座城市的某间出租屋。不久，其老母亲患上癌症去世，两个儿子家庭都支离破碎，只剩下小儿子一人孑然一身。因此这一户，其实只剩一人，他无所事事、有一天混一天，倒活成了一道无牵无挂的闪电。

所以，困难群众，在乡下也很少了。

就业

综上，顺利逃离乡村（城市化）的村民占19%，他们的就业状况反映在城市。我们来谈剩下的80%。

他们的就业状况，大体可以分以下五类：

第一类，乡村小老板。

其中有三户村民创业。一户是70年代生人G，创业较早，现在在外地开锯板厂，还算稳定。两户是80后同龄人：其中一户H开了个养鸡场，虽问题不断，但还在勉力支撑，以进城买房标准看，离成功相距甚远；

另一户 I ，在上述落户杭州的村民C的支持下，利用自己原来在温州鞋厂的管理经验，在老家镇上开了家鞋料加工厂。

沿海的鞋厂都举步维艰，I 的工厂可想而知。上游货款迟迟拿不到，而本地工人的工资、各项支出又必须实打实地按时支付。因此，这两年，他都是在循环刷信用卡中撑过来的。还能刷多久？谁也不知道。

第二类，乡村个体。

本地经商氛围不强。搞个体，主要是买货车跑货运。他们属于乡村领域的专业技术岗，相当于城市中产。

五年前，开大货车还是乡村高薪职业之一，即便给人打工，月入也可轻松过万，更不用说自己买车，村里70、80后两代人里，有十余人从事过这个职业。但是，大货车一开就是七八个小时，注意力需高度集中，又容易出交通事故，属于高强度、高危行业（村里就有一位年轻人车祸去世），因而坚持下来的很少。

更根本的，还是经济冲击。货车司机，可能是近年就业冲击最惨、落差最大的群体。

中国造车能力实在太强，汽车金融又发达、买车“创业”门槛越来越低，迅速导致供过于求。

另一端，2018年以来，中国制造业、房地产出现困局，需求端日益萎缩。此时，物流互联网平台迅速发展，在提升物流效率的同时，不断压制货车司机们的议价能力，司机们逐渐从有独立个体演变成“平台打工者”。

算上前面一户安家县城的村民，本村只剩货车司机6人（户），依然占全村就业1/6。其中三户自己买车，三户给别人开。

三户自购车辆的人家，一户挂靠较大型物流公司，可以与快递公司合作，还有一些稳定生意，但油价、高速费、保险费、平台费、挂靠费等各项费用不断高涨，而货运费日益走低，两相挤压，出车利润微薄，只能勉力维持。剩下两户独立个体，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订单，基本呈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局面，以至于村民哪天没看到他们，都为他们庆幸——XX终于出车去了。

另一种个体，是种粮承包户。据抽样调查，本地每亩双季稻纯收入约470元，单季稻约750元——对种植户来说，由于人工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，更倾向于种单季稻。按国家权威部门指导的小农家庭作业种植面积10公顷（150亩）算，收入为112500元，但至少需夫妻二人耕种，即每人56250元，合月收入4687.5元（还有其他成本，实际上到不了），相当于进城打工。

收入低，风吹日晒，劳心劳力，乡下人自然觉得不划算。还好有农业补贴，本地政策，种植50亩以上，每亩补贴100-150元，按最高150元算，150亩合22500元，这就相当于“激励因子”。

此外还有各种农机补贴，但补贴存在较大区间，其中存在大量“关系”因素——比如，购买一台收割机，上面有关系的，可以顶格补贴，没有关系，只能获得最低补贴，中间相差数万元。

另外，近两年许多地方财政困难，补贴并不好拿，大户们的积极性迅速下降，地租一路从以往的500元左右下降到350元。

近年来，本村土地大多集中给村民J承包。而他之所以愿意承包，是因为其有一个远亲是县财政局局长，补贴不怕拿不到手。不料去年底，该局长被抓，这项补贴要拿到手，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所以今年他也比较发愁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在乡村创点业、做点事，依然还得靠“关系”。

第三类，稳定就业者。

主要是打工。如前文所述，全国范围内统一劳动力市场已初步形成，同样是打工，沿海城市和家乡，收入本质上没什么差别。

本地人，基本上都去过温州、福建等地打工，以几十人的鞋厂、服饰厂、金属制品厂为主。这些工厂的特点是按劳分配、相对自由，往往有活干的时候，加班加点，一个月能赚七八千、上万元，但订单少的时候，大半个月呆在出租屋，赚的钱房租、吃饭都不够。

这几年，订单少成为常态，在外打工收入锐减。大致调研下来，（普工）月收入平均在4500元左右，刨除租房、生活等费用，再怎么节俭，也只能存个三千元左右。

三千元，正好是家乡鞋厂、服饰厂的工资水平（上4000元，基本上得做到主管级别）。很多打工人一算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不如回家打工。因此，农民工返乡，成为近年中国就业市场一大趋势。

但这些厂子之所以愿意迁到内地小县，看重的还是当地的劳动力便宜、容许不规范用工，自然不愿意给打工人涨工资、交社保。由于缺乏归属感，且年轻人越来越耐不住性子，因此流动率特别高。所以，家乡工业园各种小厂，虽然生意说不上怎么好，但一年四季都在招工。

可见，对乡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来说，是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市场的。只是，这些就业质量不高，越来越吸引不了青壮年稳定就业。

第四类，“灵活就业”。

说白了，就是打零工。这类群体，主要是从“稳定就业”中淘汰下来的中老年群体。

除了北京、上海、苏南等少数区域，中国农民没有社保、养老金（家乡农保为每月100多元），即便过了退休年龄，也必须努力就业以支撑自身的养老保障。但是正规就业市场已经不招，怎么办？

一种是继续耗在打工地，非正规就业。一方面，城市就业也很难，可想而知他们的境遇。另一方面，只有在所在城市驻扎了很久的“常住人口”（最终还要返乡），才会选择这种方式。

另一种是回乡，家门口附近区域打打零工，建筑工地、修路、锯板厂、农民建房之类。本地零工，每天在120元左右，而再远离县城的乡镇，则在80-100元。只是，随着近年来房地产、基础设施投资的萎缩，用工量大减。

可见的是，中国乡村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，地方用工企业也越来越“挑”。10年前，不收55岁以上年纪的群体，今年，不少企业直接打出35岁年龄的界限。因此，这类半就业、半失业的“灵活用工”群体，基数还在不断扩大。更要命的是，随着1962-1975年中国史上最大“婴儿潮”变“退休潮”，这个问题正日趋严重。

乡村“灵活就业”的底线是做发夹、扎彩灯之类的来料加工——我们见过的一串串彩灯，就是他们手工一个个装起来的，并没有什么科技含量——一天可赚二三十元，夫妻二人五六十元，家庭月收入一千五百元左右。

进无希望，退也不至于活不下去，村里多数50岁以上中老年人，心态日趋大同，“反正每个月再怎么搞，也能赚个千把块，饿不死就行了”……

｜随时随地打牌，乡村中老年生活常态。

第五类，失业人口。

按政府统计口径算，除70岁以上完全老年人，本村失业只有2人。

一位是上述F家的“闪电兄”，因不愿就业，另一位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K，他读的是一所职业高校，考不了研，而应届大学生就业的情况，大家都很清楚。

小结

综上，从数据上看，小村的就业并没有很差，毕竟，真正的失业人口只有2人。但从质量上看，肯定不能算好：

一是，随着制造业整体困局，乡村“稳定就业”的基数在下降，劳动力不断从“稳定就业”向“灵活就业”，再向“打零工”挤压，内卷也很厉害，且越来越不稳定；

二是，“灵活就业”市场不断萎缩，哪怕打零工，也找不到新的就业增长点；

三是，乡村难再提供实现“阶（进）层（城）跃升”的高质量就业，比如，装修小包工头D，以及还没有进城的另外五位货车司机；

四是，市场经济多少年了，乡村“创业”（包含搞个体）环境依然不乐观，营商环境长年缺乏改善，“关系”依然是创业的核心考量点……

管中窥豹，我们在讨论城市就业的同时，也不可忽视乡村就业形势的衰退。譬如，各界在统计、研究失业问题时，只研究“城镇就业数据”“城镇失业人口”，而基本不研究乡村。

我们的稳就业工作，还要做得更踏实。

作者：专栏作家，乡村振兴&县域经济学者，“乡建者小会”发起人。著有《焕新——刘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》一书。个人公号：刘子的自留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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